乡村振兴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地区差距与空间极化

摘要

自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但由于政府的城市偏向政策，使得城乡之间发展差距逐渐扩大。为使农村摆脱落后的发展局面，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在党的十九大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重要途经，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选择。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的再次升级，也是解决国家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到2050年中国要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这就要求国家发展要全面，各指标不能存在短板(张海鹏等，2018)。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农村发展不充分成为主要发展阻碍，要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社会矛盾，就要重视农村的均衡发展和充分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上述矛盾的重要途径。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可以补齐农村发展中存在的短板和障碍，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加快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那么，目前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如何?实施过程中存在怎样的问题，应做出怎样的调整与改进?鲜有研究展开系统全面的分析。鉴于此，本文将聚焦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如何在遵循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把握其科学内涵的基础上，评价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中国不同地域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是否存在差距;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是否存在极化现象，其演变趋势如何。

目前，随着学者们对乡村振兴战略关注度的不断提高，相关研究也日益丰富起来。现有研究主要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阐述性文章，即科学内涵解读、战略重点把握等;第二类是问题对策研究，涉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面临的问题研究和实现路径探索等。

阐述性文章主要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或结合其他经济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展开研究，主要聚集于三个方面:一是阐述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依据与背景，二是阐述乡村振兴演绎脉络，三是具体阐释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要义与战略重点。首先，党对农村根本经济制度、根本政治优势、基本政治制度的坚持与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形成奠定了基础(彭海红，2018)。当前，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现象日益显现，城乡二元制结构矛盾逐渐突出，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基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背景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举措(张新文等，2018)，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为坚决打赢决胜全面小康三大攻坚战，需要乡村振兴战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驾护航，这也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根本原因，但当下中国乡村振兴发展面临着地区差距、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城区建设规划、城镇化趋势等多个方面的困难。其次，关于乡村振兴的演绎脉络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四阶段论，二是五阶段论。有学者认为乡村振兴基本上要经历四个阶段，即以主食生产为主，解决温饱问题阶段;农业多种经营与商业化阶段;农业专业化与非农就业增长阶段;高值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阶段，而目前中国正进入到第四阶段(黄季焜，2020)。还有学者认为乡村发展要经历五个阶段，即乡村经济初步振兴、改进乡村治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王丰，2019)。最后，针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可以分为三类，其一，从空间格局上来说，乡村振兴战略主要指的是物理空间概念上的乡村建设要求，即“二十字”方针(朱建江，2018);其二，从探究规律角度来看，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导向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建设实践活动，目的是破解乡村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不断探索(杨谦等，2018);其三，从政策发展演进来看，乡村振兴战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升级版本(杨玉珍等，2019)。针对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角度，提出的战略重点有所差别，例如有学者为探讨如何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对八个重大政策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韩俊，2018);还有学者指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是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郭晓鸣，2018)。

问题对策研究主要关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与潜在风险两个方面。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不同时间段的路径各有不同，主要呈现出三大特性，分别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现代化综合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孔祥智，2018)。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关键在于农民，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差异化发展出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原则，加强对边远村落和贫困群体的关注力度(黄少安，2018;黄祖辉，2018);乡村振兴发展还需要多元化力量的协同作用，通过农民、政府、企业、科技支持和社会参与的共同努力，实现市场、主体、要素、政策和组织的激活(刘合光，2018;黄祖辉，2018)。具体来说，可以通过宅基地“三权分置”、产业融合和“三主三分”乡村规划进行实施，通过明确乡村振兴规划空间体系，对农村人口、土地、产业等各个要素进行资源整合，探索精准扶贫的可行性，从而实现农业多功能性和人民安居乐业的要求，还可以通过创新农村土地制度来促进乡村振兴，逐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刘彦随，2020;钱忠好等，2020;严金明，2018;徐虹，2018);还有学者将信息技术与乡村发展相结合，进一步探究了实现乡村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常倩等，2019)。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要防范乡村振兴战略的潜在风险(叶敬忠，2018)，避免过度行政化、形式化、产业化和外部化(郭晓鸣，2018)。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分析基础上，部分文献利用相关数据初步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展开计量经济研究，可从指标选取、研究对象和特定乡村振兴方向三个维度进行划分。其一，就指标选取而言，现有文献多从三种角度展开研究，一是以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为基础构建一级指标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指标体系(闫周府等，2019);二是基于乡村振兴“五位一体”的目标任务，构建“六化四率三治三风三维”指标体系(贾晋等，2018);三是从经济、社会、生活、生态和城乡五个维度出发，构建指标体系测度中国农村发展指数(韩磊等，2018;韩磊等，2019)。其二，就研究对象而言，部分学者针对某一区域，例如西北贫困地区、京津冀地区等，展开相应评价研究(文琦等，2019;方方等，2019);或者针对某一省份，例如福建、江苏、广西等，从中抽查县市村庄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现状(郑兴明，2019;乔伟峰等，2019;屠爽爽等，2020)。其三，还有文献针对特定乡村振兴方向展开具体评价，例如申云等(2020)、焦贝贝等(2020)针对乡村产业振兴和创新能力分别构建了以农业为主体的乡村产业振兴评价体系和乡村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发现样本区域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理论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研究，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现状也展开了计量研究，进一步完善了研究体系。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因考察角度不同，部分文献选取乡村振兴发展评价体系的基础指标并不能较好地体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部分测度研究多针对某一特定时期或某一特定地区，缺乏对全国和各地区乡村发展水平在较长考察周期内的动态研究;现有实证研究多利用测度得到的指数进行地区比较，未对地区差距和空间视角下极化演变特征展开进一步探究。基于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2010—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本文将围绕以下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构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采用时空极差熵值法评价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其次，利用基尼系数和空间极化方法对其地区差距和极化趋势展开实证研究;最后，在总结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有利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路径。

（一）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构建

1.指标体系构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涵盖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彼此之间相辅相成，对农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都提出了现代化要求(张海鹏等，2018);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重点任务是基于农业和农村层面构建现代化产业、生产和经营体系(闫坤等，2018)。根据上述内容，借鉴相关研究并充分吸收相关专家学者的建议，本文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构成，包括14个二级指标和31个三级指标(见表1)。选取具体指标时，在形式上采取比例指标、平均指标、结构指标等;在属性上采取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正(负)向指标数值越大，说明该指标对乡村振兴发展的积极(消极)作用越明显，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也就越高。

2.数据来源。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测度总共涵盖了45个具体指标，本文考察样本为2010—2018年中国30个省份(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相关指标数据分别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年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年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交通运输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裁判文书网、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省份统计年鉴。针对某些具体指标个别年份或地区缺失的数据，本文采用插值法进行推算。为保证时间序列中各个指标数值具有可比性，本文所用到的增加值、GDP等相关数据均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计算。在表1中，亩均用肥量(纯氮)超标水平参照韩磊等(2019)和侯彦林等(2008)的研究进行计算;根据农业部颁布的《农业机械化管理统计报表制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机耕水平×0.4+机播水平×0.3+机收水平×0.3;乡村人均GDP=农村GDP/乡村人口，其中农村GDP=第一产业GDP+乡镇企业增加值;其他具体指标计算方法见表1。

通过时空极差熵值法确定各具体指标的权重，能够很好地避免人为主观赋值带来的干扰，较为客观地表现出指标数据的差异大小;并且还克服了过去熵值法使用截面数据的时间局限性，能够从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描述指标相对重要性的动态变化。

（三）地区差距及空间极化的研究方法

1.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基尼系数(G)按照子群分解的方式分解成三部分，分别是地区内差距(Gw)、地区间差距(Gnb)和超变密度(Gt)，且满足G="Gw+Gnb+Gt，这种方法充分考虑了子样本的分布情况，解决了样本数据间存在的交叉重叠与地区差距来源问题。具体测度方法可参考Dagum(1997)。

2.极化指数。本文运用Wolfson指数和TW指数对乡村振兴发展的极化水平进行研究。Wolfson利用洛伦茨曲线提出的Wolfson指数更适合用来测度两极分化;Tusi等在Wolfson指数的基础上，利用“增加两极分化”和“增加扩散”的排序公理提出TW空间极化指数。具体测度方法可参考Wolfson(1994)和Tusi等(1998)。

3.Kernel密度估计法。Kernel密度非参数估计法通过光滑连续的密度曲线直观形象地表现随机变量的空间分布特征，是研究空间分布非均衡的重要方法(Ｒosenblatt，1956)。核函数有多种形式，例如高斯核函数、三角核函数、四角核函数、Ep-anechnikov核函数等，本文采用高斯核函数对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和演变趋势进行估计。

（一）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测度结果

本文采用时空极差熵值法对2010—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见表2。从全国层面来看，2010—2018年乡村振兴平均发展水平为2.8369，从2010年的2.1406增长至2018年的3.9464，年均增长率为7.95%，说明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乡村振兴战略成效显著。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区划标准，将中国30个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东北四大地区。从地区层面来看，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在地域分布上存在不平衡现象，以2010年和2018年为例，乡村振兴发展高水平省份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远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2010—2018年东部地区高水平省份数量呈现下降趋势，中水平省份数量呈上升趋势，说明东部地区整体乡村振兴发展速度存在轻微减缓态势。中部地区省份主要为乡村振兴发展中水平省份，2018年湖南由过去中水平省份跃入高水平省份，中部地区高水平省份数量增加，中水平省份数量减少，说明中部地区整体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出向东部地区追赶态势，且发展速度较快。西部地区没有高水平省份，2010—2018年内蒙古、贵州由低水平省份上升为中水平省份，宁夏由中水平省份下降为低水平省份，西部地区中水平省份数量增加，低水平省份数量减少，说明西部地区整体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提升速度较快。2010年东北地区三省均为中水平省份，到2018年黑龙江下降为低水平省份，辽宁、吉林保持中水平省份不变，说明东北地区乡村振兴发展速度略低于全国水平，逐渐拉大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从全国和地区两个层面结合来看，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在数值上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自2017年起增幅加大，平均增幅高达22.53%，并且考察期内四大地区之间的差距整体呈现逐渐缩小态势，这得益于2017年起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同时表明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取得了较好成效。从省级层面来看，不同省份之间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具体通过数值表现为，2010—2018年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平均得分高于4.0000的省份有4个，分别是上海(5.8262)、江苏(4.4984)、北京(4.0532)和浙江(4.0355)，这4个省份构成乡村振兴发展的“第一梯队”;山东、天津、福建、广东、安徽、湖南、河南和湖北共计8个省份的平均得分介于3.0000～4.0000，构成乡村振兴发展的“第二梯队”;剩余18个省份在考察期内的平均得分均低于3.0000，约占全国考察省份的六成，其中平均得分高于2.0000且低于3.0000的13个省份组成“第三梯队”，多分布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最后，平均得分低于2.0000的5个省份构成“第四梯队”，分别是陕西、贵州、云南、甘肃和青海，均为西部省份，这一梯队的划分与现有文献测度结果(韩磊等，2019;贾晋等，2018)基本相似。

（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分解

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数法对2010—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进行测度与分解，结果见表3，具体分析如下。

1.整体地区差距及演变趋势。考察期内，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整体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1789，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最后大幅下降的演变趋势，在2014年和2018年分别达到顶峰0.2051和低谷0.1357。具体来看，2010—2014年整体基尼系数总体上呈现小幅上升态势，增幅为9.92%，这说明整体地区差距表现出了递增趋势;2014—2018年整体基尼系数呈现下降态势，降幅为33.83%，年均下降率为9.81%，其中2016—2018年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整体基尼系数下降尤为显著，由0.1853降至0.1357，降幅为26.76%，年均下降率为14.42%，这说明整体地区差距呈现出显著缩小趋势，地区乡村发展非均衡现象趋于缓和，说明乡村振兴正朝着日益均衡的方向发展。

2.地区内差距及演变趋势。考察期内四大地区的地区内差距处于不同水平，呈现出差异化的演变趋势。东部地区内基尼系数均值最高，为0.1278;其次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地区内基尼系数均值分别为0.0928和0.0507;东北地区内基尼系数均值最低，仅为0.0356。由此可见，东部地区省份之间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差距最大，东北地区内部差距最小，中西部地区内部差距则处于中等水平。从演变趋势来看，东部地区内基尼系数呈现出倒“V”型演变态势，2010—2013年地区内基尼系数变化较为平稳，2014年出现明显升高，随后迅速降低，之后呈现出小幅下降趋势，这与整体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基本相似。2014年东部地区内基尼系数远高于其他三个地区，位于顶峰，通过观察东部地区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数据可知，省份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该年地区内基尼系数较大的主要原因在于上海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出现显著升高，这可能也是造成该年整体基尼系数出现小幅上升的重要原因。2016—2018年东部地区内基尼系数呈现出下降态势，降幅为14.38%，各省份之间乡村振兴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中部地区内基尼系数呈现出“下降—升高—下降”的演变趋势，具体来看，2010—2012年中部地区内基尼系数不断下降，随后持续上升，在2016年达到最大值0.0632后又呈现出下降趋势，且2017—2018年下降幅度较大，由0.0583下降至最小值0.0396，降幅为32.12%，这表明中部地区乡村发展不平等现象正在逐渐减弱。西部地区内基尼系数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由2010年的0.1235下降至2018年的0.0541，降幅为56.16%，年均下降率为9.79%，其中2017—2018年地区内基尼系数出现大幅下降，降幅为32.41%，这说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地推动了西部地区乡村发展，显著缩小了西部地区内部的发展差距。东北地区内基尼系数在2011年出现小幅上升，随后下降并呈现平稳波动的变化趋势，2016—2018年地区内基尼系数出现显著升高，由0.0218上升至0.0701，数值增长2倍之多，这表明东北地区非均衡态势加剧，观察数据可知，差距增大的主要原因为辽宁和吉林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增速明显高于黑龙江。综合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内发展差距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呈现出缩小趋势，东北地区内基尼系数均值最低但其发展差距却存在明显增大趋势，总体地区内差距呈现出下降趋势，这表明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内部乡村振兴发展的非均衡状态具有缩小的态势，东北地区内部乡村振兴发展非均衡现象正在逐渐加剧。

3.地区间差距及演变趋势。由表3可知，从数值大小来看，各地区之间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显著差异，2010—2018年地区间基尼系数的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东—西＞东—东北＞中—西＞东—中＞中—东北＞西—东北。具体来看，首先，东部地区与西部、东北地区之间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特别是东部与西部地区间基尼系数始终高于其他地区间基尼系数，这说明东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较高，乡村发展较为发达，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较低，乡村发展还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东部与东北地区间基尼系数总体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态势，2017—2018年出现明显下降，说明东北地区正在逐渐缩小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东部与中部地区间基尼系数处于中等水平，演变趋势同东部与西部地区基本一致，考察期内整体呈现出下降趋势，这表明东部与中部、西部地区间发展差距呈现缩小态势。其次，中部与西部地区间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数值介于0.1500～0.2000，未出现剧烈波动现象。最后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间基尼系数演变趋势存在明显差异，中部与东北地区间基尼系数在考察期内先下降后上升，最后在2018年呈现出下降趋势，其中上升期间存在轻微波动;西部与东北地区间基尼系数则先持续下降，后在2018年出现地区间基尼系数升高的变化趋势。

4.差距来源及其贡献。通过对基尼系数进行分解，从差距来源大小来看，地区间差距贡献相对最大，考察期内均值为0.1422，显著高于地区内发展差距来源的0.0305和超变密度来源的0.0061，并且其演变趋势与整体基尼系数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年均下降率为4.80%;超变密度来源相对较小介于0.0030～0.0150，呈现出“U”型变化走势。从差距贡献率的大小来看，地区间差距贡献率的均值为79.30%，显著高于地区内差距贡献率的均值17.07%和超变密度贡献率的均值3.63%，这说明地区间差距是总体地区差距的主要来源。从差距来源贡献率的演变趋势来看，地区间差距的贡献率呈现“M”型变化趋势，在2012年和2015年分别达到两个峰值，在2017—2018年呈现出显著下降趋势;地区内差距的贡献率整体变动不大，波动幅度介于16.00%～17.50%;超变密度的贡献率呈现出“小幅下降—平稳波动—剧烈上升”的变化趋势，总体表现为上升态势，这说明地区间交叉重叠现象正处于不断加强的状态。

（三）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极化趋势

1.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极化指数测度。本文通过Wolfson(WF)指数和TW指数测度了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两极分化程度和空间极化程度，结果见表4。就Wolfson指数而言，全国、东部、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两极分化程度呈现下降态势，中部地区其两极分化程度存在剧烈波动，东北地区其两极分化程度呈现上升趋势。从全国层面来看，2010—2011年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两极分化程度呈现降低趋势，由0.1601下降至0.1423，降幅为11.11%;随后Wolfson指数有所上升，2014年升高至0.1720，增幅为20.79%，年均增长率为6.50%;2014—2018年全国Wolfson指数不断下降，2018年下降至低谷0.1384，年均降低率为5.27%，其中2016—2018年下降速度较快，年均降低率为8.51%;整体来看，2010—2018年全国Wolfson指数降幅为13.55%，年均降低率为1.80%，说明近年来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两极分化指数呈现小幅下降趋势，两极分化程度不断降低。从地区层面来看，东部地区Wolfson指数呈现“W”型变化趋势，在2013年、2015年明显降低，在2014年显著升高，考察期内整体呈现小幅下降趋势;中部地区Wolfson指数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波动演进过程，且变化幅度较大;西部地区Wolfson指数演进态势与全国Wolfson指数变化走势基本保持同步，呈现小幅下降趋势;东北地区是四大地区中两极分化程度最大的地区，Wolfson指数呈现“上升—下降—平稳波动—剧烈上升”的变化走势，2016—2018年东北地区Wolfson指数由0.6885上升至0.7332，地区内两极分化程度不断增大。就TW空间极化指数而言，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极化指数分为三段，与全国Wolfson指数和整体基尼系数演变规律基本吻合，2010—2011年空间极化指数有所下降，2011—2014年空间极化指数呈现出波动上升态势，由0.4827升高至0.5310，增幅为9.10%，2014—2018年空间极化指数快速下降，降至最小值0.4310，降幅为18.84%，年均降低率为5.08%;整体来看，考察期内空间极化指数呈现小幅下降趋势，降幅为13.34%，年均降低率为1.77%，这表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极化程度整体呈现降低趋势，并且在考察后期其空间极化程度的下降速度不断提高。

2.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极化演变趋势。通过基尼系数分析，本文较为清晰地认识了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但基尼系数不能反映各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差异的动态演进过程，因此本文将通过核密度估计法对各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分布特征、波峰特征、分布延展性和极化趋势展开分析*。从分布位置来看，整体及各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具体来看，2010—2017年整体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连年呈现小幅度右移趋势，2018年右移幅度明显加大，这说明考察期内整体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自2017年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后，2018年整体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出现明显提升，说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地推动了乡村发展进程，提高了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动态分布规律与整体基本一致，各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在2018年出现明显右移趋势，其中中部和东北地区右移幅度更大，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提升速度相对较快，说明乡村振兴战略在各地区内均取得一定成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从波峰形态来看，整体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分布的主峰峰值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升高”的变化趋势，总体略微上升，主峰宽度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总体上有所缩小，说明在考察期内其空间差距呈现“先减小后增大最后减小”的演进过程，总体上空间差距逐渐缩小，这与上述极化指数演变规律基本相似。东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主峰峰值先升高后降低最后轻微升高，2014年主峰峰值出现明显降低，主峰宽度先缩小后扩大最后缩小，总体上东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差距呈现出减小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波峰形态演变趋势基本相似，2010—2017年波峰高度先升后降，带宽先减后增，2018年波峰高度出现大幅升高，坡度变陡，形态呈现出陡峭态势，这说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西部地区乡村发展。东北地区的分布形态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波峰高度先降后升最后显著降低，带宽先增后减最后显著扩大，总体表现为峰值降低，坡度减缓的变化趋势。从分布延展性来看，整体和各地区的延展性差异较大，整体和东部地区存在右拖尾现象，分布的延展性先拓宽后收敛，其他三大地区均无拖尾现象。东部地区存在一些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例如上海、江苏、北京、浙江等，这些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导致整体和东部地区分布向右拖尾。从极化情况来看，整体乡村振兴发展呈现多极分化状态，东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基本呈现两极分化态势，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没有出现极化现象。整体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分布基本由一个主峰和多个侧峰构成，呈阶梯状排列，并且侧峰峰值较高，这说明整体乡村振兴发展出现了显著的梯度效应;东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分布由一个主峰和一个侧峰构成，侧峰高度较低，说明其存在一定梯度效应，呈现出轻微的两极分化趋势。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对乡村振兴战略科学内涵的研究，构建了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并且利用时空极差熵值法为具体指标赋予权重，分析了2010—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并依据测度到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数，结合Dagum基尼系数法、极化指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法，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四大地区的地区差距和极化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在考察期内均得到改善，特别是自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之后，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但是各地区之间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仍处于非均衡状态，呈现出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依次递减趋势。(2)通过基尼系数及其子群分解发现，整体基尼系数呈现下降趋势，地区间差距是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地区内基尼系数东部地区最大，西部和中部地区居中，东北地区最小;地区间差距东部与西部地区之间最为突出，其次是东部与东北地区、中部与西部地区，中部、西部、东北三大地区与东部地区间基尼系数在总体上呈现下降态势，中西部地区间基尼系数变化较为平稳，西部与东北地区间基尼系数先不断降低，2018年呈现出升高趋势。(3)中国各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极化程度存在差异，就极化指数而言，考察期内全国Wolfson指数和TW指数均呈现下降趋势，东部、西部地区Wolfson指数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中部地区Wolfson指数波动较大，东北地区Wolfson指数总体有所升高。就Kernel密度估计结果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体及各地区的密度函数中心均呈现右移趋势，但不同地区波峰特征、分布延展性和极化趋势存在差异。整体和东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分布总体上呈现主峰高度升高、带宽缩小的变化走势，且均向右拖尾，极化趋势分别表现为多极分化和两极分化。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波峰高度有所波动;东北地区其分布总体上呈现波峰高度降低、带宽增大的演变态势，且三大地区均无右拖尾现象，波峰数量均为“单峰”，没有出现极化现象。

2.政策建议

整体来看，乡村振兴发展的道路仍任重道远，要解决“三农”问题，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农业农村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各级政府需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和内在关系，重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路径的协调推进，建立健全乡村全面振兴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积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首先，做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普及工作，从战略高度认识乡村振兴的新形势与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是基于党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指导乡村振兴实践活动。但目前从“三农”决策执行情况来看，基层组织存在对战略宣讲普及不到位的现象，农民群众存在对政策不了解或被动接受与执行的情况。因此，党中央要做好顶层设计，制定乡村振兴的长远规划与近期目标，发挥导向作用，加强思想宣传工作，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统筹战略设计，分层布置安排妥当任务内容，具体明确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路径等问题，成立乡村振兴战略专家团，由上至下对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宣讲，清除其思想认识障碍，深入细致地推进农业农村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同时，基层自治组织更应抓好落实，强化农村基层建设，强化“三农”工作队伍建设，大力吸引高校毕业生、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优秀党员干部来农村任职，扩大优秀青年农民党员队伍规模，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充分发挥科技人才振兴作用，建立健全乡村人才培养引进机制，积极鼓励社会各界人才投身现代农业，推动乡村振兴人才支持政策发展，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添砖加瓦。

其次，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五位一体”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的本质是生活富裕，应加快乡村经济发展，满足农民对物质文化和美好生活的需要。一要加快促进乡村产业发展转型，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农村优势产业。实施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的发展战略，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方面深入改革，解决农产品阶段性供求关系不均衡问题;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发展原则，优化农业结构，切实做好农业结构调整工作，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激发农村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加快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延伸农村产业链，加快农业与电子商务、旅游、文化教育、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有机融合，构建利益长效发展机制，激发农村内在活力。二要促进乡村绿色发展，加快构建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将绿色兴农和美丽乡村建设作为工作重点积极推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新格局。要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管理方法，对乡村进行功能划分，做好乡村规划，加大土地保护力度，坚守耕地红线，积极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农药化肥减量的计划，建立健全化肥农药使用激励约束机制。三要建立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完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要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结合的治理体系，探索乡村治理的实现路径和乡村居民自治的体制机制，加快乡村治理配套制度的形成。加快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加强党组织工作队伍建设;同时，坚持自治为基、法制为本、德治为先的原则，通过对村民加大普法力度，树立依法治理的理念，加强农村居民自治组织建设，提高村民法治素养，建立健全村民道德激励约束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乡村长效管理机制。四要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断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构建农民减贫增收的长效机制，提高资产利用率。完善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大病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制机制，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加快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确保农村社会救助兜底工作有序开展，逐渐形成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五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抓好农村道路、燃气、自来水、卫生医疗、教育等多方面的公共建设，提高农村居民的居住环境和人民幸福感。

最后，准确把握和处理好乡村振兴与城镇化的关系，推进城乡融合协调发展。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将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相结合，合理的城镇化离不开农民与农村资源要素的加入，同时城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农村产业发展，对乡村振兴起到推动作用。因此，要加快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就要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城市和乡村之间互促共进，加快城乡融合发展。一要保障乡村优先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同步进行，以乡村振兴为基础，增强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为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作出积极贡献。二要增强城乡要素互动，加快城乡投资一体化进程，推进农村金融改革。通过财政政策、价格杠杆等手段，推动生产要素向农业流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搭建农业科技创新信息化平台，以市场为导向，形成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完善国家财政支农政策和金融管制体系，引导更多资源精准地向农业农村领域投入，使得资源要素得到更有效配置。